不得不在评聘考核中“卷生卷死”的青椒们，出路在哪里？

正在读博的朋友在夜晚的23：42发来消息，打开聊天框，一个标题立于眼前：“青椒博士不幸离世”，文案部分可见“因非升即走考核未通过，服药不幸离世……”的字眼，正是容易深陷emo的时间，似乎什么回复都显得苍白……

这段时间，前有上述消息中38岁某双一流青椒服药身亡，后有刚30出头的某985青椒因突发疾病逝世，不过几日，又有刚40出头的某211青椒因病医治无效去世。听闻一个个令人痛惜的消息，惊愕与悲伤交织的同时，青年教师“因身心压力导致英年早逝”的话题再次挑动着我们的神经。

01 人才评聘，青椒没有话语权

或是对自身学术能力潜力有理想预期，或是“大学教师”社会地位的光环吸引，或是怀揣科研治学的理想执念，或是面临象牙塔之外“996”“007”选择有限……每年博士毕业生们依然大量前赴后继地，一头扎进“高校教师”的深渊，在“多的是人才，不差你一个”的形势下，最终接受聘任的“不平等条约”。

然而，评聘考核标准不统一，重量不重质，且实施过程易“黑箱”化、充满不确定性。加之“僧多粥少”，青椒们的任务清单在“内卷”中日渐加长、强度直上。

对于每一位要面临实质性“非升即走”评聘考核的青椒来说，常态是，一边叫苦不迭，一边“卷生卷死”。尽管面临极大的身体压力与精神压力，却成了不得不抗住的事情。在人才评聘上，青椒没有话语权。

02 评聘考核标准为何水涨船高?

“非升即走”肇始于西方，在21世纪之交被引入国内，意在打破高教教师“铁饭碗”，激发活力。从“985”“211”高校开始，普及于大多数“双一流”高校，历史上的确为国内高校的科研实力带来了整体跃升。

可如今，不仅连地方高校也吹起本质上“非升即走”的评聘制度风气，更突出的现象是：评聘考核标准愈发水涨船高。尤其，考核板块之一的“科研”标准被不断拔高。在笔者看来，根因是从高校制度设计到渗透进青椒自身的“急功近利”化。

高校为提升院校排名、学科排名，需要大量学术成果作为“基石”。因论文成果是国际上公认的学术影响力核心要素，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仍将论文成果作为评聘考核的重要部分，尤其高质量的论文数量是核心指标。

高质量论文生产主力军，无疑落到高校教师的头上。尤其，青年教师，为在学术界站稳脚跟，更要勇担冲锋者。然而，高校的固定坑位，即稳定的“铁饭碗”编制，在当下现实中已经远远容纳不了每年毕业数庞大的储备军，供过于求，供给侧便竞争加剧。

评聘考核，高校为筛选出学术能力最优的人才。后来，纵向项目成为基于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又一“指南针”指标，这一指标不仅驱动青椒在有限的时间周期内产出更多高质量成果，还能获得更多科研资金助力。

故而，诸多高校的评聘考核标准中，除了思政、教学等板块有基本要求，在“科研”板块上，会将项目、论文、专利等方面逐渐提出更高门槛的标准。

并且，这些核心指标在最初聘任时并非“明码标价”，以求让青椒们“精益求精”。结果便是，高校与青椒皆在默认的“功利化”导向下，过度竞争。

03 过度“内卷”酿成悲剧，出路何在?

青椒们为留任，除了完成教学、处理好其他服务工作。核心任务就是：卷更多的论文，申高含金量的项目。以国自然项目为例，近年来申请人数逐年增加，而资助率逐年下降，竞争属实到了“白热化”的地步。

考核压力大，过度“内卷”。可以说，一个个“英年早逝”的悲剧背后，是青椒们身心俱疲的无声呐喊。众所周知，在高校，以减负青年科研人、鼓励真正创新的“破五唯”改革推进了五六年，仍是没有显著成效，甚至还出现了局部的“越破越唯”。

今年3月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张荣在接受采访时，曾“一针见血”提到：破“五唯”的本质是破旧生态、立新生态。

对旧生态的“扭转”，将打破原有学术生态的利益分配，过程中势必困难重重、矛盾迭起。由于“一刀切”加“注重量化”的标准，在高校评聘的实际操作上，更快、更容易，也似乎更显公平。很多高校评审人才过程中，尽管嘴上喊“破五唯”，手上仍是按照惯性动作施行。

这也是当下，以人岗相适、人事相宜为理念的“个性化用才”方案难以普及实行的原因。“分类评价”在部分学校已经取得较好的效果，然而，前提是需要建立学者们以真实贡献去评价人才成果的“共识”。这种“共识”的建立过程，充满新旧既得利益者间的博弈，推广难度可想而知。

还有一种方案，从重量化到重“同行评议”。然而，同一高校、同一院所，现实情况中有多少人能满足作为“同行专家”的条件且不说。国内学术圈的“人情世故”，也是避不开的影响因素。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徐旭东在今年“两会”期间所讲的，“要把评价的裁量权交给有学术鉴赏力的一流同行”，难点在于，“它的前提是——要建立一个负责、互信的学术生态”，他同样清楚地指出：“然而，这种文化在我国学术界尚未成熟”。

在笔者看来，在理想生态普遍建成之前，要么将“蛋糕”做大，要么为青椒群体“分配”更多。

如何将“蛋糕”做大?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、原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，于今年3月提出的“国家调整科研经费的资助方式，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，新支持科研经费仅与项目本身的质量和需求相关联，而不与其他奖项和‘帽子’挂钩”的建议，或许是可以尝试的方案。

改变科研经费资助来源单一的局面，让有能力的科技企业为青年科研人提供更多机会，能够缓解过度竞争的压力。不过，这一方案对于“企业”的考量，又是另一维度的问题。

在为青年科研人争取更多“分配”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协副主席、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提出过他的建议。“让青年科研人不必通过‘帽子’来提高收入，让‘帽子’和待遇脱钩，避免用人单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。”

取径于此种思路，可让科研资金支持更多倾斜于青年科研人。无论国家级、省市级项目，增加青年项目的种类与资助比例，让更多普通青椒能够申请到资助。这样一来，项目、奖项等“帽子”淡化，评聘考核标准中的核心指标，便可以回归到“真实学术贡献”的本质上。

政策有导向的基础上，落回高校的评聘制度施行，也应“知行合一”。具体说，如对引进人才的考核，在聘任之初就应将具体要求透明。否则，模糊的“规则”留有很大不确定空间，只会让一众青椒无法准确权衡选择。最终，很可能造成“愿赌却不愿服输”的争议，甚至，酿成“悲剧”。

改革，并非易事，却有必要不断迈进步伐、做新的探索。在实践中不断尝试、检验、改进，敢于脱离旧束缚，每一主体，都需付诸实际行动，才能早日建成新的学术生态。也才能让无声呐喊变成迎接新风的号角声，让悲剧，远离每一位努力发光的青年科研人。